像是被人反复按下，又强行压住，不让它弹起。

我盯着它，寒意顺着脊背爬上来。

有人动过它。

而且，就在我们发送假信号之后。

凌晨三点十七分，空气冷得像凝固的铅。

林情报密探的手机依旧无法接通。

整整四十七分钟，像一根绷到极限的钢丝，在我神经上反复刮擦。

我坐在图书馆地下室的旧木桌前，手边是那台从档案室搬来的打字机，键盘上“回车键”的凹痕还在眼前晃动——有人来过，而且知道我们在动什么。

可就在两小时前，他突然来电，声音像是从砂纸上磨出来的一样：“他们发现了异常信号源……正在排查所有后勤人员的电子设备。”背景里有脚步声，还有金属门开合的回响。

他语速极快，几乎是在喘息，“我把发射器藏进了打印机墨盒，补给车明天六点进山——你必须在城东老油库交接点接应。”

然后又是杂音，断线。

我立刻联系胡中转站。

他没多问，只说了句：“时间银行的人，天塌也不会断链。”不到一小时，三辆挂着“社区物资调配”标牌的旧面包车悄然集结，组成临时运输链。

他们不用网络调度，不走高速，沿着城乡结合部的背街小巷迂回穿行，像一群沉默的幽灵。

我在城郊废弃油库守到凌晨一点半。

寒风卷着尘土钻进衣领，远处探照灯扫过铁皮屋顶，像巡逻的刀锋。

终于，一辆补给车在约定时间滑入阴影区。

司机没下车，只推下一盒崭新的黑色墨盒，随即疾驰而去。

我蹲在油桶后拆开墨盒，指甲盖大小的存储芯片静静躺在海绵夹层里。

手指微微发抖，不是因为冷，而是那种近乎宿命般的预感——这东西，不该存在这么久，却偏偏等到了我。

回到据点，陈解码师立刻接入隔离终端。

数据解码后，第一份文件是李维汉未来两周的行程密表：每日七点四十五分进入总部地下三层，九点三十分与境外服务器同步一次，每周三下午三点，他会独自前往城南一处私人会所，与“评估委员会”成员闭门会谈。

但这还不是最惊人的。

第二段音频文件，仅有十三秒。

背景是低频嗡鸣，像是某种封闭空间的共振。

然后，一个低沉得几乎不似人声的声音响起：

“解释权不属于任何人，只属于钟摆本身。”

我反复听了五遍。

那声音没有情绪，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秩序感，仿佛每一个音节都卡在精确的时间点上，和父亲手稿里的钟摆周期完全吻合。

我猛地翻开那本泛黄的手稿，指尖停在一页边缘的批注上——“文化基因非数据，乃共识之钟摆”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懂了。

我们一直以为x是要夺取控制权，是要篡改档案、颠覆评估体系。

可实际上，他不是在抢夺“解释权”，而是在归还它。

所谓“移交仪式”，不是权力交接，而是系统重启的口令。

他要的不是掌控，是重置。

而“原点站”根本不是藏匿档案的地方。

它是开关——一旦激活，就能切断所有外部干预，强制启动全民共识的原始校准程序。

就像父亲当年设计的那样：当谎言泛滥，系统将不再回应任何“正确答案”，而是回归钟摆的节奏，让所有人重新听见最初的嘀嗒声。

我攥紧芯片，低声对着空荡的房间说：“爸，这次我来替你守钟。”

话音未落，门被轻轻敲了三下。

胡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个没有寄件人信息的牛皮纸信封。

边缘磨损严重，像是被人攥了很久才挤出。

“刚放进‘时间银行’的投递箱，”他说，“没有编号，没有签名。”

我拆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泛黄的农机站结构图。

图纸右下角盖着模糊的“1973年竣工”章。

可当我仔细看去，瞳孔骤然收缩——

图纸上，一道红线圈出一个地下夹层，位置恰好在主档案库正上方。

而那区域，在所有公开资料中都不存在。

旁边，一行手写字迹枯瘦如藤：

“x不在下面，他在上面看着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