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站在市政府会议厅的门口，手里攥着那张已经有些皱巴巴的通知书。

昨夜收到团市委的消息后，整宿没睡好，脑海里一遍遍地演练今天要讲的话。

说实话，我对“试点单位”这个头衔并没有太多概念

门开了，工作人员示意我进去。

里面早已座无虚席，长桌两侧坐满了身穿正装的政府官员、学者代表和媒体记者。

掌声响起，我走进去，朝大家微微点头致意。

那一刻，我想起自己第一次送外卖时，在写字楼前被保安拦下的场景——那时的我，穿着破旧的工作服，满身汗味，连电梯都不敢进。

而现在，我站在这里，成为主角。

主持人简单介绍后，市领导亲自宣布：“‘共联体’正式纳入‘社会治理创新试点单位’。”

话音刚落，掌声再次响起。

我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手，掌心已沁出汗。

这本该是值得庆祝的时刻，可我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扫过会场，落在角落里的一个身影上。

卫议员，那位一贯反对“共联体”的保守派代表，此刻坐在后排，神情冷漠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，嘴角没有一丝笑意。

他没有鼓掌，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一眼。

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

掌声越热烈，他的沉默就越刺耳。

我不相信他会就此罢休，反而更担心他正在酝酿什么。

会议结束后，我刚走出大厅，手机就响了。是胡教授。

“小林，我在你楼下了，带了个新方案过来，你有时间吗？”

我愣了下，忙回道：“当然有，请上来说吧。”

十分钟后，胡教授坐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文件。

他推了推眼镜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这次，我想把‘共联体’和高校联动起来。”

他说得认真，我听得入神。

“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缺乏实践经验，而你们的项目正好能给他们提供真实的公益实践平台。”他翻开第一页，“我建议设立‘社会实践学分制’，学生参与你们的活动可以计入学分，这样既能激励学生参与，也能让项目持续发展。”

我听完眼前一亮。

“这个主意太棒了！”我激动地说，“而且我们可以反向操作，设立一个‘城乡公益导师团’，由我们这边经验丰富的志愿者来指导学生，让他们真正理解基层的需求。”

胡教授笑了笑，眼里闪过一丝赞许：“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。”

谈完已是中午一点，我正准备吃点东西，朱阿姨来了。

她拎着一个帆布袋，满脸喜气：“小林，好消息！”

“什么好消息？”我笑着问。

“三个新小区自发成立了‘邻里服务站’，居民们主动报名加入‘共联体’。他们说，是看了你们帮阿凯重返校园的故事才决定做的。”她从包里拿出几张表格递给我，“你看，这些都是自荐表，不少还是以前受过帮助的人。”

我翻看着那些表格，心里泛起一阵暖意。

终于，善意开始流转了。

这些人曾经是我们帮助的对象，现在却愿意伸出援手，去帮助别人。

这种循环的力量，比任何制度都更让人感动。

“谢谢你们。”我说得真诚。

朱阿姨摆摆手：“不用谢，是我们该谢谢你。”

等她离开后，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，望着窗外发呆。

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，照在办公桌上那堆还没拆封的邮件上。

墙上的照片还挂着，那是我刚组建“共联体”时拍的，一群人围在一起，笑容灿烂。

那时候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热情。

而现在，我们有了政策支持、专家资源、社区响应，看起来一切都在变好。

但我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

因为我知道，真正的考验不是能不能进入体制，而是能不能在体制中保持清醒，不被规则驯化，不被权力腐蚀。

风已经起来了。

可越是顺风，越容易迷失方向。

下午四点，冯叔来找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