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药费缺口像一道突如其来的裂谷，横亘在刚刚看到一丝希望的众人面前。聋老太那对金镯子换来的“救命钱”，在冰冷的医药清单面前，显得如此脆弱和有限。

消息传回四合院，刚刚因孩子脱险而稍缓的气氛瞬间冻结，继而涌起一股更深的焦虑和茫然。钱不够了，孩子还没好利索，怎么办？难道要半途而废，把孩子接回来等死？那之前的努力和金镯子岂不是白费了？

压力，无形却沉重，再次汇聚到后院那扇紧闭的木门前。但这一次，没有人敢像贾张氏那样去跪求、去哭嚎。聋老太那根“敲碎天灵盖”的拐棍和冷硬如铁的“交易”宣言，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让任何非分的念头都带着刺骨的寒意。

易中海、刘海中、傻柱三人站在聋老太门外，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先开口。最后还是易中海硬着头皮，隔着门板，把医院传来的情况和医生的意见，尽量客观地陈述了一遍。

门内一片寂静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传来聋老太苍老而平静的声音，听不出什么情绪：

“钱不够了？”

“是……医生说，剩下的最多支撑三四天。”易中海回答。

“阎埠贵的账，算出来了吗？”聋老太问。

“阎老师还在算……医院那边的折算价和具体费用明细，有些还没拿到……”易中海额头冒汗。阎埠贵那本“良心账”，现在成了烫手山芋，也算不清了。

“让他来见我。”聋老太的声音依旧平淡。

易中海赶紧让傻柱去叫阎埠贵。

阎埠贵在家里正对着一堆模糊的数字和空白的账页发愁，听到聋老太叫他，心里咯噔一下，推了推眼镜，手都有些发颤。他磨磨蹭蹭地来到后院，站在聋老太门外，像个等待审判的小学生。

“阎埠贵，”聋老太的声音从门内传出，不高，却带着一种穿透力，“我让你算的账，算清了吗？”

“老太太……这……这账有点复杂。”阎埠贵擦着额头的冷汗，“医院那边，金价折算没有明说，大概估了个数。药费清单有些项目也不甚明了，我还在核对……”

“也就是说，没算清。”聋老太打断他。

阎埠贵语塞，脸涨得通红。

“我当初怎么说的？”聋老太问，“算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贴出来让全院人看。现在，孩子还没出院，钱快没了，你的账本上，还是一笔糊涂账？”

“我……我尽力了……”阎埠贵的声音带着委屈和无力。他这辈子算过无数账，家里的开销，学生的学费，甚至那些荒诞的“记忆债权”，没有一笔像这次这样让他感到如此艰难和痛苦。这不是数学问题，是人性、道义、生存压力交织成的乱麻。

“尽力？”聋老太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，“阎埠贵！你以为我让你算账，是让你显摆你那点算盘珠子吗？我是要让所有人看看，我这棺材本，是怎么一分一厘花出去的！是让那些心里长草、眼睛发绿的人看清楚，救一条命，要付出多大代价！是让那些觉得‘别人有就该拿出来’的人，掂量掂量自己的良心和脸皮！”

她顿了顿，语气稍缓，却更加沉重：“账算不清，人心就乱。人心乱了，我之前说的那些话，立的那些规矩，就都是放屁！你今天算不清这笔账，明天就有人敢算别的账！算我屋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，算你们这些人里，谁出力多谁出力少，算贾家欠了谁的该还多少！”

这番话像重锤，敲在阎埠贵心上，也敲在门外易中海、刘海中和傻柱的心上。他们忽然明白了，聋老太让阎埠贵算账，不仅仅是为了经济上的清楚，更是一种仪式，一种公示，一种确立新规则、震慑宵小的手段。账目不清，规则的基础就不牢。

阎埠贵浑身一震，眼镜后的眼睛瞪大了。他第一次从“算计”之外的角度，理解了这件事的意义。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羞愧，为自己之前的畏难和敷衍。

“老太太，我……”阎埠贵的声音有些哽咽，“我明白了。我这就去，想办法，一定把账目理清楚！每一分钱怎么来的，怎么花的，还剩多少，为什么不够，我都给它算明白，写清楚！”

“光你算明白没用。”聋老太说，“易中海，刘海中，你们也跟着。医院那边，街道那边，该问的问，该核的核。柱子，你也别闲着，医院里盯着，用了什么药，做了什么检查，都记下来。咱们几个人，一起把这笔账，给它算到明处！”

这是聋老太第一次明确地将易、刘、阎、柱四人绑定为一个临时的“清算小组”。不是命令，却比命令更有力。四个人，代表了院里不同的身份和立场（一大爷、二大爷、文化人/算计者、行动者/与贾家关系密切者），他们共同厘清的账目，才最有公信力。

易中海和刘海中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凝重和一丝被赋予重任的凛然。他们知道，这件事办好了，或许能挽回一些威望，办砸了，那就真的里外不是人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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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太太放心，我们一定把事情办妥。”易中海沉声道。

“对，一定弄清楚！”刘海中也赶紧表态。

傻柱更是用力点头：“包在我身上！”

聋老太不再说话。门内恢复了寂静。

四个人离开后院，心情都格外沉重，却也有一股破釜沉舟的劲儿。他们立刻分头行动。

易中海和刘海中再次去街道找王主任，说明情况，希望街道能出面与医院沟通，提供更清晰的费用明细和折算依据，看能否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一些减免或缓交。王主任听了也很头疼，答应尽力协调，但不敢打包票。

阎埠贵则把自己关在屋里，拿出崭新的纸笔（珍藏的），重新开始梳理。他不再纠结于精确到分厘，而是先搭建框架：收入项（金镯子估算价值），支出项（已发生医药费——分类：药费、检查费、床位费、护理费等），预估后续费用，缺口金额。每一项下面，尽量附上依据（医院收据、医生口头告知、街道证明等）。他写得极其认真，字迹工整，偶尔停笔思索，推敲用词，务必让任何识字的人都能看明白。

傻柱则成了医院和院子之间的联络员。他守在病房外，不打扰医生护士，但留心记录着小槐花的用药情况（药瓶上的标签他偷偷抄下来）、检查项目（听护士闲聊记下），甚至估算着每天的饭食开销（医院提供的病号餐极为简陋，但也要钱）。他把这些零碎的信息带回去给阎埠贵。

他们的行动没有保密，也保密不了。院里人都看着，窃窃私语。

“看来是真不够了，连易中海和刘海中都又跑街道了。”

“阎埠贵这次可认真了，我路过看到他趴在桌上写呢，眼镜都快贴纸上了。”

“傻柱也天天医院院子两头跑，脸都瘦了。”

“聋老太这是要把所有人都拉下水啊……”

“不下水怎么办？眼看着钱花完孩子接回来？那不成笑话了？”

议论声中，少了之前的贪婪和戾气，多了几分现实的忧虑和对“清算小组”工作的关注。聋老太那招“公开算账”的策略，开始起作用了。当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这笔钱怎么花、花在哪、为什么不够时，那些阴暗的心思反而被逼到了角落。因为任何不当的言论或行为，都可能立刻暴露在阳光下，成为众矢之的。

许大茂是最难受的。他发现自己完全插不上手。易中海刘海中跑的是官方关系，他不够格；阎埠贵搞的是文书账目，他没那耐心和细致；傻柱干的是跑腿盯梢的力气活，他不屑也干不了。他像一个局外人，眼睁睁看着原本可能浑水摸鱼的机会，在一种奇特的“透明化”操作下，逐渐消失。他只能到处打听，添油加醋地传播一些消息，比如“听说那对镯子成色一般，折算价被压低了”、“医院用的药有更便宜的替代，医生非要开贵的”等等，试图制造一些混乱和不信任。但响应者寥寥，大家更关心的是阎埠贵最终贴出来的那个数字。

贾家的气氛更加压抑。秦淮茹每天魂不守舍，既盼着医院传来好消息，又害怕听到钱不够的坏消息。贾张氏像被抽走了魂，大部分时间沉默发呆，偶尔会无意识地念叨：“怎么就花那么多……金子啊……那是金子啊……” 贾东旭则变得更加暴躁易怒，在家里摔摔打打，骂医院黑心，骂世道不公，却不敢再提聋老太半个字。

娄晓娥冷眼旁观着这一切。她对聋老太的手段感到一种冰冷的钦佩，同时也更坚定了离开的决心。这个院子的问题，不是一两个金镯子或几次雷霆手段能解决的。那是深植于贫困、匮乏和扭曲人性中的痼疾。她开始更积极地写信催促父亲，打听是否有新的落脚点。

三天后，在街道王主任的协调下（她找了卫生系统的熟人），医院给出了一份相对清晰、也略显“优惠”了的费用结算单和后续治疗预估。阎埠贵熬了两个通宵，终于拿出了一份虽然仍有不少“估算”、“约计”字样，但条目清晰、逻辑完整的《金镯子抵医疗费用收支明细及缺口说明》（他自己起的冗长名字）。

账目最后，阎埠贵还用他工整的字迹写了一段“情况说明”，解释了折算的困难、费用的必要性、以及缺口的严峻性。他没有煽情，只是平实地陈述，但那份沉重感却透过纸面传递出来。

阎埠贵拿着这份沉甸甸的账目说明，在易中海和刘海中陪同下，再次来到聋老太门前。

“老太太，账……初步理出来了。”阎埠贵的声音有些沙哑，递上那份写满字的纸。

门开了一条缝，一只枯瘦的手伸出来，接过了纸张。过了大约一刻钟，纸张被递了出来，上面多了几个用毛笔写的、力道遒劲却略显颤抖的字：

“贴出去。让全院看。”

易中海三人心中凛然。他们知道，最关键的时刻到了。

当天下午，这份《明细及说明》被工工整整地贴在院子中央的墙壁上，旁边还贴了医院的那份结算单和预估单（关键信息处用纸遮住了病人姓名等隐私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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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院轰动。所有人都围了过来，识字的不识字的，都伸长了脖子看。识字的低声念着上面的数字和说明，不识字的焦急地向旁人打听。

“我的老天爷……这么多钱……”

“这才几天啊……金子也不经花啊……”

“后面还要这么多？这哪儿够啊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