聋老太那番掷地有声、近乎蛮横的“交易宣言”，像一块巨大的石头砸进四合院这潭死水，激起的不是涟漪，而是久久不散的嗡鸣和潜流。所有人都被震懵了，需要时间消化这突如其来的剧变和那条用拐棍划下的、带着血腥味的红线。
傻柱抱着烫得像小火炉似的小槐花，一路狂奔到街道办。他喘着粗气，语无伦次地把聋老太的话复述了一遍。王主任听完，脸色也变了。她当然知道聋老太的成分和大致情况，也隐约听过关于“金镯子”的传言，却没想到这老太太会在这种时候，以这种方式拿出来。
事态紧急，救人要紧。王主任没有多问，立刻亲自协调，联系了附近一家有儿科的小医院（不是大医院，怕费用太高，也怕手续太复杂），又派了街道唯一那辆破旧的三轮车（平时用来拉杂物），让傻柱和街道一个年轻干事跟着，火速将孩子送了过去。
易中海和刘海中也被赶鸭子上架，跟着去了。他们的任务是“监督”和“见证”。一路上，两人心思各异。易中海心情复杂，既佩服聋老太的魄力（虽然方式激烈），又担心这笔钱的使用会出纰漏，自己这个“监督”责任重大。刘海中则更多是憋闷和不甘，风头被聋老太抢光了，自己这个“二大爷”和“小组长”成了跑腿的、看眼的，但眼下救人要紧，他也只能压下心思。
医院里，一番忙乱。检查，确诊是重感冒引发的高烧和轻微肺炎，伴有严重营养不良和脱水。医生看到孩子的情况，直摇头，说再晚半天可能就危险了。立刻安排住院，打针，用药。
缴费时，傻柱拿出了那对用红布包着的金镯子。黄澄澄、沉甸甸的镯子在医院收费处的灯光下，晃得人眼晕。收费员是个中年妇女，看到金镯子也吃了一惊，这个年代拿这个来抵医药费的极少见。她不敢做主，叫来了值班领导。
值班领导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，他拿起镯子仔细看了看，又看了看傻柱一行人（易中海和刘海中赶紧表明街道干部身份），沉吟片刻。最终，可能是考虑到孩子病情危急，也可能是给街道面子，他同意暂时收下镯子作为抵押，按内部估算的黄金价值折算成医药费，多退少补，但要求街道出具证明，并说明这只是应急措施，后续还需按正规手续处理。
易中海和刘海中连忙答应，王主任很快开了证明过来。手续办妥，孩子总算用上了药，住进了拥挤但还算干净的病房。看着小槐花被护士抱走打针，烧得通红的小脸贴在冰凉的担架床上，傻柱这才一屁股坐在医院走廊冰冷的长椅上，感觉浑身都被冷汗浸透了，后怕不已。
阎埠贵没去医院，他被聋老太指派了“算账”的活。他把自己关在家里，摊开纸笔，找来他那把老算盘。但他发现，这账根本无从算起。金镯子多重？他不知道确切数字，只能根据傻柱描述的大小和当时拿在手里的感觉（傻柱转述）大概估算。金价？黑市价格波动，官方收购价极低且限制多，医院会按什么价折算？他毫无头绪。医药费更是未知数，孩子要住几天院，用什么药，花多少钱，全是未知。
他对着空白的账本和算盘发了一下午呆，第一次觉得“算清”是一件如此艰难甚至可怕的事情。算多了，显得聋老太吃亏，或者让人觉得医院占便宜；算少了，万一不够，后续麻烦更大。这不仅仅是数字，更牵扯到人情、道义、责任和聋老太那根令人胆寒的拐棍。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，甚至比定量减少时算计家里口粮的压力更大。
与此同时，四合院里，表面平静下暗流涌动。
聋老太闭门不出，但她的威慑力却笼罩着整个院子。那句“敲碎天灵盖”的狠话，像一道符咒，让那些原本蠢蠢欲动的心思暂时偃旗息鼓。没人敢公开议论金镯子，甚至路过聋老太门口时都不自觉地放轻脚步，眼神躲闪。
但沉默不等于认同，更不等于问题解决。
贾张氏在最初的狂喜和虚脱后，被巨大的后怕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淹没。孩子送医院了，有救了，她应该高兴。可聋老太那番“交易”的话，像鞭子一样抽打在她心上。“你的命，现在不值钱”、“你们欠着这院子的人”……每一个字都让她脸上火辣辣的。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，自己的跪求、哭嚎、甚至隐含的威胁，在别人眼里是多么不堪和廉价。而聋老太拿出棺材本救孩子，不是因为她可怜，不是因为她哭得狠，而是因为……那是一场“交易”，一场用她贾家全家的脸面和未来在院子里的处境换来的交易。
她感到一种深深的羞耻，以及一种更深的恐惧——孩子救回来以后呢？聋老太说了，从此贾家是贾家，她是她。那笔账（欠院子人的）怎么算？院里人会怎么看他们贾家？是感恩，还是鄙夷？是同情，还是觉得他们一家都是吸血鬼？
秦淮茹跟着去医院看了一眼，被医生严峻的病情告知和昂贵的费用预估吓了回来。她守在空荡荡、冷冰冰的家里，抱着小槐花留下的一件破旧小袄，默默流泪。孩子有救了，她感激聋老太，感激傻柱，感激所有帮忙的人。但聋老太的话同样让她无地自容。“欠着”……是啊，欠着。欠傻柱的接济，欠易中海的偶尔帮助，欠……可能还有她不知道的、黑暗中递来的那一点点微光（红糖和菜汤）。这些“欠”，以前她或许觉得理所当然，或者用“没办法”、“为了孩子”自我安慰，现在却被聋老太赤裸裸地摊在阳光下，成了他们贾家必须背负的、沉重的道德债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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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东旭从医院回来后就一直黑着脸，蹲在墙角抽烟（劣质烟叶卷的）。他感到的不是庆幸或感激，而是一种被当众剥光的屈辱。作为一家之主，他没能救自己的孩子，要靠一个孤老太太拿出棺材本，还要被指着鼻子说“你们欠着”。男人的自尊心（尽管所剩无几）让他难以承受。他甚至隐隐有些怨恨聋老太，为什么要把话说得那么绝？为什么不悄悄帮了就算了？非要闹得人尽皆知，让他们全家抬不起头？
其他人家，气氛同样微妙。
易家，一大妈一边做饭（依旧是稀薄的糊糊），一边小声对易中海说：“老太太这是……把咱们都架在火上了。这钱要是用不好，咱们可里外不是人。”
易中海疲惫地揉着太阳穴：“我知道。但当时那情况，不答应不行。老太太厉害啊，她这是逼着咱们，还有老刘、阎埠贵，都得把这事情办得漂漂亮亮，不能有一点私心。也好……这样也好，至少事情能办成，孩子能救。其他的……以后再说吧。”
刘海中家，气氛沉闷。二大妈抱怨：“这算什么事儿？好事都让聋老太做了，恶人她当了，跑腿担责任的事倒落咱们头上。老刘，你这二大爷当得可真够憋屈的。”
刘海中烦躁地摆手：“行了！少说两句！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老太太把话说到那份上了，谁敢不照办？先看着吧，等孩子好了，钱算清了，再说别的。” 他心里其实憋着一股火，觉得自己的权威被彻底践踏了，但眼下聋老太携“救孩子”的大义和“金镯子”的余威，他不敢有任何异动，只能暂时隐忍。
许大茂是最活跃的，也是心思最乱的。他像只闻到腥味的猫，在医院和院子里来回窜。他想打听金镯子到底换了多少钱，医院怎么折算的，还剩多少。但易中海和刘海中口风很紧，阎埠贵那边更是问不出什么。他尝试接近傻柱，想套话，傻柱却因为累和心乱，懒得搭理他。
许大茂感到了巨大的失落和危机。聋老太这一手，不仅解决了眼前的危机，还很可能借此重新树立一种新的、更强大的权威——一种基于“牺牲”、“规则”和“暴力威胁”的权威。这对他这种靠钻营、投机、耍小聪明活着的人极为不利。他开始思考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是继续观望，还是想办法在接下来的“算账”或“后续”中做点什么，重新凸显自己的“价值”？
三大妈的心情则是五味杂陈。一方面，她也为小槐花得救松了口气，毕竟是一条小生命。另一方面，聋老太那番关于“欠着”和“算计别人”的话，也像针一样刺了她一下。她不由得想起自己对傻柱的种种“设计”和“围堵”，脸上有些发烧。更重要的是，傻柱为了救孩子东奔西跑，完全没顾上她这边，让她有一种被忽视、甚至被比下去的感觉。她那个“继业寻爹”的计划，似乎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，变得更加渺茫和可笑了。
娄晓娥在屋里，听着外面的风声和隐约的议论，心情复杂难言。她为小槐花得救感到庆幸，也深深敬佩聋老太的果决和牺牲。同时，她又感到一种寒意。聋老太用如此激烈的方式划清界限、设立规则，说明这个院子的道德环境已经恶劣到了何种程度。她送出的那点红糖，与聋老太的金镯子相比微不足道，但性质呢？如果被人知道，会不会也被解读成某种“心虚”或“另有图谋”？她更加坚定了要尽快离开这里的念头，父亲那边的消息却迟迟不来。
棒梗和小当放学回来，听说妹妹被送去医院了，可能得救了，两个孩子脸上露出久违的、属于孩童的些许光亮。棒梗甚至偷偷问秦淮茹：“妈，是聋老太太用金镯子救的妹妹吗？金镯子是不是很值钱？能换很多白面馒头？” 秦淮茹赶紧捂住他的嘴，脸色煞白：“别瞎说！不许再提金镯子！记住没有！” 她怕极了，怕孩子无意中的话，触怒了聋老太，或者引来别的祸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