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亮前，我把证据分成了三份。

现在，最后一份沉在我胸口，像一块烧红的铁。

王伯的语音在耳边回荡，每一个字都钉进骨头里——“昌盛劳务”，法人代表，陈世昌。

我站在父亲坟前，雪未化，风已止。

投影仪屏幕还亮着，那句“最黑的账，往往写在最红的本子里”反复在脑中回响。

父亲的声音，竟以这种方式回来了。

不是幻觉，不是梦，而是“根系计划”数据库里一段被尘封的录音，是他生前为保存矿工记忆所做的口述史采访之一。

我猛地转身，冲下山。

凌晨五点，城市还在沉睡，我却已坐在“根系计划”临时数据中心的操作台前。

孙公益坐在对面，眼睛布满血丝，他已经熬了整整一夜。

“你父亲留下的三百小时口述资料，我们用新模型筛了一遍。”他声音沙哑，但眼神锐利，“关键词‘赔款’‘保管’‘村长’出现频率异常高。我们提取出十七段关键叙述，全都指向同一个公司——昌盛劳务。”

我心头一震。

“更关键的是，”他调出一份比对图谱，“张分析师提供的服务器日志显示，过去五年，‘昌盛劳务’账户曾向李维汉名下的‘恒远建设’支付过七笔‘咨询费’，总额两百一十三万。付款时间，全集中在‘根系计划’村级试点审批前后。”

我盯着屏幕，呼吸渐重。

这不是巧合。

这是系统性洗钱——用公益项目做壳，把矿难赔款、土地补偿金，一层层洗进私人腰包。

而陈世昌，就是那个拿着红本子记账的人。

他以为账本烧了，证人老了，真相就死了。

可他忘了，记忆会说话。

“把那段录音调出来。”我说。

孙公益点头，敲击键盘。

几秒后，一个苍老、颤抖却清晰的声音响起——

“那年赔款发下来，每人八万，说是终身补偿。可村长来了，说政府规定，钱不能直接给个人，得统一保管，不然就收回。我们不懂，只好签字。后来才知道，签的是委托协议，钱进了‘昌盛劳务’。我儿子肺癌，要动手术，去村里要钱，陈世昌说：‘账上没你名字。’可名单上明明有！”

录音继续：“林师傅是最后一个去要钱的。他病重，想拿点钱走之前看看孙子。村长说他煽动闹事，是钉子户……可林师傅走前说，‘有些根，拔不得。’”

我的心狠狠一缩。

父亲最后的日子，我只记得他躺在病床上，手攥着一个旧笔记本，嘴里念着“名单”“对不上”。

我以为他是神志不清。

原来，他一直在查。

“这段口述，”孙公益低声说，“录制于他去世前三个月。当时他还不知道，自己儿子将来会靠它翻案。”

我闭上眼，喉头发紧。

这不是复仇，是还债。

替父亲，替那些沉默了一辈子的人。

八点整，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听证会准时开始。

赵评估员坐在主位，神情冷峻。

陈世昌也在场，穿着笔挺的西装，笑容满面地跟人寒暄，仿佛只是来参加一场乡村振兴座谈会。

我走上台，没说话，先播放了那段录音。

整个会场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嗡鸣。

当父亲的声音响起时，陈世昌的笑容僵住了。

我接着展示证据链：匿名捐赠资金流向、伪造的服务记录、服务器日志中的异常调取行为、健康档案与积分发放的错位数据……一层层剥开，像解剖一具早已腐烂的尸体。

最后，我点开王伯发来的银行流水截图，放大“昌盛劳务”与“恒远建设”的交易记录。

“这些钱，”我声音不高，却穿透全场，“来自我父亲和他那一代矿工的血汗。他们没活到享受补偿的那一天。而有些人，却用他们的名字，建起了自己的金库。”

我顿了顿，看向陈世昌：“你保管的不是钱，是命。”

赵评估员缓缓摘下眼镜，环视四周。

“根据《社会组织项目监管条例》第十三条，我决定行使重大风险干预权，暂停‘根系计划’与陈世昌所在村委会的协作资格。”她语气平静，却重若千钧，“同时，建议将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，对村级资金管理行为展开调查。”

陈世昌猛地站起来，脸涨成猪肝色：“诬陷！这是诬陷！你们一个送外卖的，一个搞项目的，凭什么动我？！”

“凭数据。”我说，“凭记忆。凭一个父亲临终前不肯闭眼的执念。”

他指着我，手指发抖：“你疯了！你以为你是什么英雄？你爸就是个死在医院的穷工人！”

我笑了，第一次笑。

“是啊，我是个送外卖的。可外卖箱里装得下热饭，也装得下真相。而你，村长同志，你的红本子记了二十年，却忘了——”

“纸会烧，账会改，但数字不会说谎。”

散会后，刘公益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

“他们开始反扑了。”她语气急促，“网上突然冒出一堆帖子，说你借公益敛财，伪造证据，还p了你和李维汉握手的照片，标题叫《网红林致远的双面人生》。”

我冷笑。狗急跳墙。

可下一秒，她声音变了，带着笑意：“但我们有更硬的回应。”

直播画面传了过来。

祠堂前，七十岁的吴奶奶举着时间币存折，对着镜头说：“我闺女在深圳打工，上个月靠我挣的50个币换了免费体检，查出早期胃癌，救了命！你们说这是假的？我这条命是假的？”

镜头扫过墙上的积分榜，上百位老人的名字熠熠生辉。

有人在抹泪，有人在喊：“林小哥是好人！”

热搜瞬间爆了——#时间币救了我妈妈#冲上第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