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七点，我站在市政府会议厅门口，手里攥着那份厚厚的《全国共联体发展白皮书》。

纸张微微有些发潮，或许是因为我掌心的汗水。

这不仅是一份报告，它是我们过去半年来日夜奋战的结晶，是无数志愿者、社区代表、专家学者们一起努力的结果。

冯叔说，这份白皮书，承载的不只是“共联体”的未来，更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参与模式的希望。

我知道今天会面对什么——质疑、否定、甚至嘲讽。

毕竟我们不是体制内孵化的项目，而是从一个外卖员拍视频开始，一步步走到了今天。

从最开始被当作一时冲动的理想主义，到现在被视为社会治理创新的试验样本，这条路走得太难了。

但正因为难，才值得坚持。

走进会议厅时，我已经调整好了状态。

冯叔已经在里面等我，胡教授也来了，他穿着一件旧夹克，头发有些乱，却精神十足地朝我点头。

蒋姐坐在后排，看到我进来，轻轻举起了手机，示意她正在记录这一刻。

上午九点，全国社会组织大会正式开始。

轮到我发言时，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

我能感觉到那些目光中有的带着审视，有的带着期待，还有的，带着一丝不加掩饰的轻蔑。

卫议员就坐在前排第三排，西装笔挺，神情严肃。

他是这次大会的主要反对者之一，曾多次在媒体上批评“共联体”缺乏制度保障、难以持续发展。

他的声音不小，在会场上引起了不少共鸣。

当我走上讲台时，他甚至连头都没抬。

我没有直接开口，而是打开了投影仪，播放了一段视频。

画面里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，他们不是演员，也不是专家，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人。

四川山区的一位老教师，讲述了“共联体”为留守儿童带来的心理辅导；

上海某社区的一位独居老人，第一次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和远在他乡的孙女视频通话；

还有广东一位年轻的母亲，她在照顾孩子的同时，通过“共联体”的志愿平台找到了一份兼职，终于不再为生活发愁……

每一帧画面，都是我们实地走访、拍摄、剪辑出来的故事。

最后，镜头落在一个小女孩身上，她扎着小辫子，眼睛亮晶晶地说：“我妈妈是志愿者，我也想长大后像她一样。”

那一刻，整个会场安静得落针可闻。

几秒之后，掌声如雷。

我看着卫议员的脸色一点点变了，他终于抬起头，看向屏幕，眉头紧锁。

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

这不是胜利，只是一种回应——一种对质疑最有力的回答。

中午十二点，朱阿姨找到了我。

她是最早支持“共联体”的社区代表之一，现在已经是市里的基层治理模范人物。

“林致远，好消息！”她笑得很开心，“‘邻里互助站’已经升级成‘共联体社区服务中心’，而且市财政专门批了专项资金！”

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
“以前我们都觉得这些事只有政府能做。”她拍拍我的肩膀，“但现在我们知道，只要有人愿意做，事情就能做成。”

我点点头，心里一阵暖意涌上来。

这不是终点，只是一个新的起点。

我走出会场，阳光正好洒在脸上，有点刺眼，但我睁开了双眼，不想错过这一瞬间的光。

下午两点四十五分，我刚回到临时办公室，冯叔就进来了。

他手里拿着一封信，脸色有些复杂。

“致远，有封信给你。”他递过来，语气低沉，“是卫议员写的。”

我接过信，还没拆开，就听见他说了一句：

“他说……他决定退出政坛。”

我一怔，抬头看他，冯叔却没有继续解释，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转身离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