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庭陷入短暂的沉默。

而我，则站在旁听席上，攥紧拳头，心中隐隐燃起怒火。

这只是开始。

我站在法庭的旁听席上，手指死死扣在座椅扶手上，指节发白。

周鸿涛一身定制西装，站在发言席前神采奕奕，仿佛不是来接受审判，而是来做一场文化演讲。

他环视全场，声音洪亮而坚定：“传统？早就该被淘汰了。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文化现代化，是商业化，是让文化变成可复制、可持续的产业模式。”

他的目光扫过我这边，嘴角微扬，“林致远，你不过是个理想主义者。你以为靠情怀能改变世界？”

我深吸一口气，没有回应。

我知道，此刻不是争辩的时候，是拿出证据的时候。

轮到我出庭作证时，我走上证人席，将一份厚厚的报告递给法官，同时示意谢明远播放准备好的视频资料。

屏幕上，张老弟子们的脸一一浮现。

他们是古法造纸技艺第九代、第十代传承人，最年轻的才十七岁，最年长的已六旬有余。

“你们为什么愿意学这门手艺？”镜头里有人问。

一个女孩低着头，语气却坚定：“我想让更多人知道，我们祖先的智慧有多美。”

这句话像一根针，轻轻戳破了空气中的浮躁与冷漠。

全场静默了几秒，随后，有人低声交谈，有人皱眉沉思。

就连法官也微微点头。

接着，我展示了“火种计划”实施以来的社会效益数据：非遗工坊就业率提升30%，相关文创产品销售额突破千万，社区文化参与度增长45%……

“这不是商业失败，这是文化觉醒。”我看着周鸿涛，一字一句地说，“你说传统文化应该淘汰，但现实告诉我们，它正在被重新点燃。”

他脸上第一次露出一丝慌乱，但仍强撑镇定：“这些不过是短暂的热度。”

我没有再说话，只是默默走下证人席。

庭审结束后，走出法院，阳光刺眼，我眯起眼，长长吐出一口气。

这场仗，还远远没结束。

几天后，我带着一批孩子参观非遗工坊。

他们都是附近学校的学生，最小的才八九岁。

在造纸池边，一个小女孩指着墙上挂着的族谱问：“老师，这些名字……都是守护它的人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是的，他们叫‘火种’。”

她想了想，仰起小脸认真地对我说：“那我也想成为火种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随即笑着蹲下来，轻轻拍了拍她的头。

夜深人静时，我独自坐在“火种基金会”顶层的办公室里，望着窗外灯火通明的城市。

手机震动了一下，一条新消息弹出：

“您已被提名为年度文化守护者候选人。”

我轻笑了一声，目光却投向更远的地方——

这只是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