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夜十一点，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电脑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。

我正在调试医联体的医疗资源共享系统，这是下一步推进乡村远程医疗的关键环节。

就在这时，门被猛地推开，冯叔冲了进来，脸色凝重。

“林致远，卫议员刚刚在国会提交了一份新提案——要把社区基金统一收归国有，所有共联体节点必须在三个月内解散！”

他的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。

我愣了几秒，随即站起身来，心跳如擂鼓。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有没有文本细节？”我急切地问道。

“刚刚通过新闻通稿发布的，法案编号是hcr - 2024 - 137。”冯叔一边说，一边把平板递给我，“这是草案全文。”

我接过平板，目光快速扫过那些冰冷的法律条文。

字里行间，透着一股熟悉的压迫感——那是一种打着“规范化”旗号、实则扼杀基层活力的手段。

肖潇然轻轻推来一杯热咖啡，声音温柔却坚定：“还记得吗？你刚入职外卖平台时，也有人说‘个体户改变不了系统’。”

我抬头看着她，嘴角浮现出一丝苦笑：“是啊，那时候我也被人看不起，觉得一个送外卖的小哥能做什么。”

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们不再是孤军奋战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在图书馆顶楼见到了蒋志愿者领袖。

她正翻看着连夜整理的志愿者名单，眉头紧锁。

“情况比想象中复杂。”她说，“我们联系了全国287个节点，但有13个社区的态度开始动摇——他们害怕失去政府补贴。”

我听着，心里沉甸甸的。

我知道，这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，更是信任和希望的问题。

话音未落，我忽然瞥见窗外，眼神一凝，指着对面养老院屋顶上的太阳能板说道：

“看见了吗？那是去年冬天我们用共联体资金建起来的。如果这个法案通过，那些老人又要回到用煤炉取暖的日子。你说，他们会愿意吗？”

蒋沉默了片刻，点了点头：“我明白了，我会重新动员他们。”

下午三点，我走进了卫议员的办公室。

这位年近六旬的老政客端坐在皮质座椅上，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。

我把智能平板推到他面前，点开一段视频资料：“您女儿在海外的私立学校，去年通过共联体获得了乡村教师培训资源。您真的要切断这种善意的传递吗？”

他冷笑一声：“你以为煽动民众情绪就能赢？”

我没有理会他的讽刺，而是打开了实时数据面板：“您选区的失业率下降了12%，正是共联体创造的2300个岗位——需要我让这些工人明天就去您家门口静坐吗？”

房间里陷入短暂的沉默，只有空调出风口发出轻微的嗡嗡声。

卫议员的脸色变了变，但很快恢复镇定：“你们这些人，总以为站在道德高地上就能压倒一切。但制度不是靠激情来维系的。”

我没有再争辩，只是收起平板，转身离开。